鲁迅说：“杨朱无书。”杨朱是什么人？

鲁迅说：“杨朱无书。”杨朱是什么人？

先说杨朱是何许人？有的说杨朱是战国初魏国人，有的说杨朱是老子的弟子。说杨朱是老子弟子的理由是：在《庄子》的<应帝王>与<寓言>篇中，有阳子居问道于老子的故事。有的学者认为：古代“阳”与“杨”通假，“阳子居”是“杨朱”的转音，所以就认为阳子居就是杨朱。 又因为《庄子》<山木>篇中有一个人物叫“阳子”，而杨朱又称“杨子”，所以又认为阳子就是杨朱。因此，通过学者的考证，杨朱就变得既多名又多事了。　　老子是春秋人，杨朱既然拜了老子为师，这样一来，杨朱也就成了春秋人。杨朱是生在战国？还是长在春秋？也就变得多疑了。而《庄子》书中，常“杨、墨”并称，如<胠箧>篇云：“削曾、史之行，钳杨、墨之口。”庄子并不称“杨”为“阳”，故认定《庄子》书的“阳子”即是“杨子”，“阳子居”就是“杨朱”，证据尝不充分。　　再说杨朱宣传何学？有的书上说：杨朱主张“贵生”、“重己”，“全真葆性，不以物累形。”杨朱确实“重己”，但并不“贵生”，更不“全真葆性”。其理由何在？且听下回分解。　　有人把杨朱的学说列为道家，可能是因为《列子》中有一卷＜杨朱＞的缘故。因为《列子》属于道书，而＜杨朱＞又在道书之中，所以就误以为杨朱是道家了。其实，杨朱的学说不但受到庄子的指责，而且与＜老子＞也大相径庭。老子主张以“道德”为依归，而杨朱的学说并非如此。　　杨朱的学说早已星散，好在《列子》收录＜杨朱＞一卷，虽不能窥其全豹，但也可以一叶而知秋，故权以＜杨朱＞为据而论之。杨朱学说中最有名的是“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”。其具体原文如下：　　“杨朱曰：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，舍国而隐耕。不禹不以一身而自利，一体偏枯。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，不与也。悉天下奉一身，不取也。人人不损一毫，人人不利天下，天下治矣。”　　这一段分析起来很意思，杨朱的辩才也有此可见一斑。先看第一句，杨朱说：“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”，为何“不以一毫利物”呢？因为伯成子高“舍国而隐耕”。既“舍国而隐耕”，又不参与世事，也不与人交往，自耕自作，自食其力，自然也就无从利人了。　　伯成子高的事迹与泰伯很相似，泰伯也是“舍国而隐耕”，在《论语－泰伯》中，孔子说：“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！三以天下让，民无得而称焉。”“民无得而称”有二种解释，一种解释为：百姓对于泰伯的道德，无法用恰当言词来称赞。另一种解释为：百姓虽然没有从泰伯身上得到利益，但仍然十分称赞泰伯的道德。这二种解释虽然略有不同，但称赞泰伯“弃天下如敝屣”这一点，还是相同的。那么，杨朱从这件事中推断出了什么结论呢？　　杨朱说：“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，不与也。”大家注意杨朱在此用了“障眼法”，把“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”，偷换成了“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，不与也。”很显然这二句话的意思大差其远。如果以财富地位比喻“毫毛”的话，那么，伯成子高“舍国而隐耕”，能说是“一毛不拔”嘛？其实正好相反。古人道德高尚的事，到了杨朱口中，居然全然翻转，真可谓口舌如刀，言辩而伪。难怪庄子要钳杨朱之口了。　　且说杨朱以古人伯成子高“舍国而隐耕”，推论出“古之人损一毫而利天，不与也。”显然不妥。但以伯成子高“舍国而隐耕”，推论出“悉天下奉一身，不取也。”到也合乎道家“弃天下如敝屣”的风格。那么，杨朱真提倡“舍国而隐耕”，清廉而自守嘛？却又不然。　　何以见得？杨朱说：“原宪窭于鲁，子贡殖于卫。原宪之窭损生，子贡之殖累生。然则窭亦不可，殖亦不可。”　　“窭”音“据”，指贫穷。“殖”是货殖，指经商。杨朱说：原宪在鲁国受穷，子贡在卫国经商。原宪贫穷有损于身体，子贡经商有累于身体。所以贫穷也不行，经商也不行。　　原宪与子贡都是孔子的弟子，子贡经商而富裕，原宪清高而贫穷。原宪隐耕而贫穷，贫穷确实不利于养身，但富贵不可以妄求，不安贫又当奈何？子贡经商以脱贫，经商确实有累于身体，但衣食不自天降，不经商衣食何来？且原宪迹近于伯成子高，伯成子高“舍国而隐耕”，原宪也“隐耕”。为何说原宪也隐耕？因为原宪不仕不殖，清廉自守，衣食从何而来？故推断其由耕作而来。原宪贫穷有损于身，隐耕有累于身，伯成子高也一样，隐耕有累于身，清贫有损于身。另外，庄子的处境也与原宪相近似，安贫而乐道。庄子不以为忧，而杨朱却以为非。由此可见，杨朱之学与道家相差远矣！　　杨朱说：“其可焉在？曰：可在乐生，可在逸生。故善乐生者不窭，善逸生者不殖。”这话是说：“要怎样才行呢？要生活快乐才行，要身体安逸才好。所以，善于享乐者不贫穷，善于安逸者不经商。说得到不错！但问题是：善于享乐者不贫穷，财从何来？善于安逸者不经商，食从何来？莫非会天上掉下来不成？　　说到杨朱提倡不事劳作，安逸享受，与老子提倡的“见素抱朴，少私寡欲”相违背。因此，要把杨朱归入道家，恐怕很困难。要把杨朱说成是老子的弟子，恐怕也很困难。　　或许有人会说：杨朱所说的“乐”，是指“安贫乐道”的“乐”，而不是“贪图享乐”的“乐”。杨朱所说的“逸”，是指“身劳心逸”的“逸”，而不是“贪图安逸”的“逸”。如此理解，粗看也通，但细究并非如此。因为杨朱说：“窭亦不可，殖亦不可。”贫也不可，劳也不可，分明是指身贫与身劳皆不可。杨朱又说：“善乐生者不窭，善逸身者不殖。”“不窭”就是不贫穷。“不殖”是指不劳作。“不窭”、“不殖”分明又指不可身贫与身劳。所以可知杨朱提倡的安逸享受，与道家提倡的精神修养是大有区别的。　　因此，杨学的漏洞也就显现出来，杨朱一面说：“悉天下奉一身，不取也。”那应该自耕自作，自食其力才对。一面又说：“子贡之殖累生”，“殖亦不可。”又应该不事耕作，不食其力才对。既曰不取于人，又要不事劳作，不知享受安逸的衣食酒肉从何而来？　　所以杨学因此产生的矛盾，也就因此产生了流弊。纵心所欲而不事劳作，会造成怎样的社会后果呢？孟子亲历其危害，那就是：“仁义充塞”，“人将相食”。也就是造成了社会不顾道德，巧取豪夺的风气，其后果是多么严重啊！　　由上可知，杨朱的学说自成水火，难以自圆其说。因此可见杨朱所谓：“人人不损一毫，人人不利天下，天下治矣。”不过是徒逞口辩而已，不但难以实行，而且连杨朱自己也难以做到。不象墨子的理论，墨子是亲自实践而且做到的。杨朱则不然，说“人人不损一毫”，不过是不以一毫利人的借口，并非自己也不去损人一毫。　　要想不损人一毫，就得要清廉自守，而要想衣食无忧，就得要不辞辛劳。既想着安逸，又想着享乐，结局不外乎二：一、饥寒而死。二、巧取豪夺。能够忍饥挨饿，必为清廉之士，而为清廉之士，必不享乐安逸。然而清廉贫寒，又非杨朱所乐闻。杨朱说：“伯夷非亡（音无）欲，矜清之邮，以放饿死。”“清贞之误善若此”。再加上杨朱对原宪的评价，“原宪之窭损生”，可见其不赞清贫。那既要安逸，又不穷困，还要享乐，衣食何来？想来路也只有一条了。